火车在西行的铁轨上已经跑了三天两夜。
车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城市渐渐变成荒芜的戈壁，又从戈壁变成连绵的雪山。
我靠在硬卧的铺位上，看着那些白色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地从窗前掠过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茫然。
那年的冬天，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。
母亲陈照坐在下铺，正对着小镜子补妆。
她涂口红的动作很慢，嘴唇微微张开，眼神专注而认真，仿佛此刻不是在拥挤的火车上，而是在某个高档酒店的化妆间。
火车晃了一下，她的手却稳得很，口红沿着唇线一丝不苟地描过去，描出一个饱满的弧线。
车厢里暖气烧得很足，她脱了外套，只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羊绒衫。
那羊绒衫是去年秋天买的，鄂尔多斯的牌子，花了她半个月工资。
她穿上的时候在镜子前转了一圈，问我好不好看。
我说好看，她说你懂什么。
但我知道她喜欢听我这么说。
此刻那件羊绒衫紧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起伏有致的曲线。
对面的中年男人从刚才起就一直偷偷看她，目光像粘住了一样，每次她抬头，他就赶紧移开视线，过一会儿又忍不住看回来。
我认识那种目光。
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，公共汽车上的陌生男人，甚至我的班主任有一次开家长会后，看她的眼神也是这样。
那种目光让我不舒服，但又说不清哪里不舒服。
好像母亲成了什么展览品，谁都可以看几眼，在脑子里想些什么。
母亲似乎浑然不觉，或者早已习惯。
“如海，还有多久到？”她问我，声音不高，带着南方女人特有的软糯。
她是苏州人，二十年前考上了南京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，认识了同样在南京读军校的父亲。
后来父亲分配到西北，她就跟着来了，再后来父亲调回南京，她又跟着回去。
但她的口音一直没变，软软的，糯糯的，像刚出锅的糯米糕。
“妈，你问我第三遍了。”我无奈地说，从枕头底下摸出火车票看了一眼，“列车员说了，下午四点零五到塔城站。”
她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把小镜子收起来，转头望向窗外。
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脸上，让她的皮肤显得格外白皙细腻。
四十岁的女人，保养得像是三十出头。
我记得小时候开家长会，同学们都羡慕我有这么漂亮的妈妈。但那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直到这两年，才开始注意到别人看她的眼神。
也注意到自己看她的眼神，慢慢有了变化。
这种变化让我害怕，又让我着迷。
我说不清那是什么，只是有时候看着她，会忽然觉得心跳加速，会忽然不敢直视她的眼睛。
就好像她不再仅仅是妈妈，还是一个女人，一个漂亮的女人。
窗外掠过一个无名小站，站台上站着几个等车的人，裹着厚厚的棉袄，跺着脚取暖。母亲的目光追着他们，一直到看不见。
“你爸那儿冷得很，”她说，“也不知道有没有厚被子。”
“部队还能没被子？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她摇摇头，没解释什么不一样。
父亲杜如海的部队驻扎在塔城，再往北几十公里就是国境线。他已经有十个月没回家了。
上一次见到他，是去年春节。
他穿着一身军装回来，肩上的星星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他在家待了七天，每天都早出晚归，去拜访老战友、老领导。
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时间，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小时。
临走那天早上，他站在门口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好好读书，听妈妈的话。”然后就走了。
母亲站在窗边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，很久很久没有动。
我不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。
也许在想下次见面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也许什么都没想，只是习惯了一个人。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总是在部队，总是在忙，总是在执行任务。
家里的事，我的事，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。
她从不抱怨，只是有时候会看着父亲的军装照发呆，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。
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五分钟，又继续西行。
对面那个中年男人终于鼓起勇气搭话：“大姐，你们也是去塔城？”
母亲点点头，礼貌地笑了一下：“是啊，探亲。”
“我也是去塔城，”男人眼睛一亮，“我在那儿做生意，跑运输的。你们是哪儿的亲戚？”
“我爱人在部队。”
“哦，军属啊！”男人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敬意，“那可辛苦了。塔城那个地方，冬天冷得很，零下三十多度呢。”
“这么冷？”母亲微微皱眉。
“可不是嘛，风一吹，刀子似的。”男人说着，目光又不由自主地往母亲身上瞟，“大姐你得穿厚点儿，那边可不比内地。”
母亲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接话。
男人讪讪地收回目光，掏出烟来想抽，看看车厢里禁止吸烟的标志，又揣回去了。
我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墙壁上有一块污渍，形状像只蝴蝶。
我盯着那只蝴蝶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
想到塔城，想到父亲，想到对面那个男人看母亲的眼神。
然后想到那些眼神背后的东西，那些我似懂非懂的东西。
十八岁了，很多事该懂了。但懂和接受是两回事。
火车继续向西，窗外越来越荒凉。
偶尔能看到几间土坯房，孤零零地蹲在戈壁滩上，周围什么都没有。
母亲不再看窗外，拿出毛衣来织。
她织的是件婴儿毛衣，粉红色的，说是给同事的女儿。
她的手指很巧，两根针上下翻飞，毛线一点点变成衣服的形状。
我看着她的手，想起小时候穿她织的毛衣，总是被同学笑话土。
那时候不懂，现在才明白那一针一线里有多少心思。
她的手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白皙，手指细长，骨节分明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。
那是一双好看的手。
我移开视线，继续盯着墙壁上那只蝴蝶。
下午四点零八分，火车抵达塔城站。晚点了三分钟。
站台很小，只有几个旅客下车。寒风扑面而来，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。我赶紧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，回头去看母亲。
她站在车厢门口，一只手扶着门框，小心翼翼地往下走。
羊绒衫外面套了件长款大衣，但风太大，把大衣吹开，露出里面的曲线。
她往下迈步的时候，身子微微前倾，我忽然注意到她的腰身那么细，而胸口那么饱满，在紧身羊绒衫的包裹下，像熟透的果实一样沉甸甸的。
风把她的长发吹乱，她抬手拢了拢，这个动作让她胸前的弧线更加明显。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赶紧移开视线。
站台上稀稀落落地站着几个穿军装的人，大概是来接家属的。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母亲，有几个甚至忘了说话，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。
母亲走到我身边，把手里的行李递给我一个：“走吧，你爸应该在出站口。”
我接过行李，走在她身侧，替她挡着风。余光里，那些军人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，像一群饿狼看见了猎物。
出站口很小，只有一个铁栅栏门。门外停着几辆军绿色的吉普车，一群穿军装的人站在车旁。
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。
他站在最前面，身姿笔挺，像一杆标枪。
军大衣披在身上，肩上两杠一星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光。
他的脸比去年黑了些，瘦了些，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，像鹰一样锐利。
但当他的目光落在母亲身上时，那双眼睛忽然就变了。变得柔软，变得炽热，变得像二十岁的毛头小子。
他快步走过来，穿过铁栅栏门，在母亲面前站定。
他们就那样对视着，谁也没说话。风呼呼地吹，吹起母亲的头发，吹动父亲的衣角。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，只有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。
然后父亲伸出手，接过母亲手里的行李。他的手指在碰到母亲手指的时候，微微顿了一下，然后顺势握住，用力握了握。
“路上累不累？”他问，声音很低，带着沙哑。
母亲摇摇头，眼眶有点红。
父亲又看向我：“如海，长高了。”
“爸。”我叫了一声，声音也有点哑。
他点点头，没再多说，转身带着我们往吉普车走。
那几个来接人的军人自动让开一条路，眼睛却都忍不住往母亲身上瞟。
有个年轻的士兵，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，目光直直地落在母亲身上，从脸到脖子，从脖子到胸口，从胸口到腰，一寸一寸地看，喉结上下滚动。
父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看了那士兵一眼。那眼神冷得像刀子，年轻士兵立刻低下头，脸涨得通红。
我们上了车，父亲坐在副驾驶，我和母亲坐在后排。车子发动，驶出车站，驶进茫茫夜色里。
塔城的夜晚来得早，才五点多天就透黑了。
街道两旁路灯稀疏，偶尔有几间亮着灯的店铺，大多是卖军需用品的。
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，只有偶尔驶过的军车。
车里暖气开得很足，母亲脱了大衣，搭在腿上。
黑暗中，我看见父亲的目光透过车内后视镜，落在母亲身上。
他看了很久，久到母亲似乎感觉到了，抬起头，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。
他们都没说话，但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流动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种我无法进入的语言，一种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默契。
我转头看向窗外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