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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六早晨，我在床上躺到九点。
母亲敲门：“还不起？不是说今天……”
“不去。”我把脸埋进枕头。
门外沉默了几秒。“那你爸那边……”
“我自己跟他说。”
母亲没再说什么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我睁开眼睛，盯着天花板上那片水渍。
它像一幅抽象画，随着光线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——有时像岛屿，有时像侧脸，有时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片潮湿的痕迹。
十点半，我起床洗漱。镜子里的人眼睛浮肿，头发乱得像鸟窝。冷水拍在脸上，刺激得我打了个寒颤。
手机屏幕亮着，父亲的未接来电三个，短信两条。最新一条是十分钟前发的：“小晨，爸爸到学校门口了，等你。”
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，直到屏幕自动熄灭。
厨房里，母亲正在择菜。看见我，她递过来一杯温水：“吃点东西。”
“不饿。”
“不饿也得吃。”她把面包推到桌前，语气是不容反驳的。
我坐下来，机械地咀嚼。面包很干，噎在喉咙里难以下咽。
“如果不想去，就好好说。”母亲背对着我，“别让他白等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十一点二十，我穿上外套出门。母亲站在门口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说：“路上小心。”
秋日的阳光很好，天空是那种清澈的湛蓝，云很少。
街道两旁的银杏树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叶子沙沙作响。
这个时间街上人不多，偶尔有老人牵着狗慢慢走过。
学校在周六显得格外空旷。
铁门半开着，保安室里的大爷戴着老花镜看报纸。
我绕过正门，从侧面的小巷穿过去——这样就能远远看见校门口的情况，而不会被发现。
父亲果然在那里。
他站在那棵老槐树下，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夹克，手里拎着个纸袋。
时不时抬手看表，然后向路口张望。
一个月不见，他好像瘦了些，背也没有以前挺直。
我躲在巷口的报亭后面，能清楚地看见他脸上的表情——期待，焦虑，还有一丝小心翼翼。
这个曾经在我心中像山一样高大的男人，此刻看起来竟有些脆弱。
手机又震动了。是他的电话。
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“爸爸”两个字，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。最终，我按了静音，把手机塞回口袋。
十二点十分。父亲还在等。他来回踱步，几次拿起手机想打，又放下。纸袋从左手换到右手，又从右手换到左手。
十二点半。他在路边花坛坐下，掏出烟，点燃。烟雾在阳光中缓缓上升，消散。他的背影看起来很孤独。
我背靠着报亭冰凉的墙壁，慢慢滑坐在地上。水泥地很凉，透过牛仔裤传到皮肤。巷子里有只野猫经过，警惕地看我一眼，快速溜走了。
一点。父亲终于站起身，掸了掸裤子上的灰尘。他最后朝学校里面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走向停车场。脚步有些拖沓。
我看着他开车离开，尾灯在路口拐弯处一闪，消失不见。
胸口堵着什么，呼吸不畅。我扶着墙站起来，腿有点麻。走出巷子时，阳光刺得眼睛发疼。
“赵晨？”
我猛地转头。
马路对面，杨雯雯正从一家书店走出来，手里拎着个袋子。
她今天穿得很休闲，米白色的毛衣，牛仔裤，头发随意披散着。
看见我，她似乎也有些意外。
“杨老师。”我的声音有点哑。
她走过来，在我面前停下：“周六来学校？”
“路过。”我说，视线落在地面上。
沉默了几秒。她能看出来我在撒谎，但没戳破。
“吃饭了吗？”她问。
我摇头。
“一起吧。”她说得很自然，“前面有家面馆不错。”
我想拒绝，但身体已经跟着她走了。
那家面馆离学校不远，店面很小，只有四五张桌子。
老板娘认识杨雯雯，笑着打招呼：“杨老师来啦，还是老样子？”
“嗯，两份。”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我坐在对面，局促不安。这是第一次在教室和办公室之外的地方见到她，距离近得能看清她睫毛的弧度。
“你不问问我为什么在这里？”她忽然说。
“老师也有周末。”
她笑了：“对，老师也是人。”
面很快端上来，热气腾腾。牛肉面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，我的胃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。
“吃吧。”她把筷子递给我。
我们默默吃面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桌子上，形成一片明亮的光斑。面馆里很安静，只有厨房传来的翻炒声和隔壁桌情侣的低语。
“你父亲今天要见你？”杨雯雯突然问。
我筷子一顿：“老师怎么知道？”
“猜的。”她吹了吹面汤，“上周五你接电话时，表情不太对。”
我没想到她观察得这么仔细。
“我没去。”我说。
她抬起眼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不想见。”
“但你还是来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远远看了他一眼，对吗？”
我震惊地看着她。她怎么会知道？
“我以前也这样过。”杨雯雯放下筷子，抽了张纸巾，“想见又不敢见，最后只能躲着看。”
“老师说的是……”
“我父亲。”她看向窗外，目光有些飘远，“很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我没敢追问。但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触动——原来她也有不愿提及的往事，也有无法和解的亲人。
“恨一个人很累。”她说，“尤其是恨本该爱你的人。”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坦诚得让我意外，“我也没有答案。只是……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它只会让你困在原地。”
老板娘过来收碗，问要不要加汤。杨雯雯摆摆手，从钱包里掏出钱。
“老师，我来……”
“下次你请。”她站起身，“走吧，我送你一段。”
走出面馆，秋风迎面吹来，带着凉意。我们并肩走在人行道上，落叶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
“你母亲最近怎么样？”杨雯雯问。
“还好。”我说，“就是瘦了很多。”
“多陪陪她。”她说，“这个阶段，她比你更需要支持。”
“老师您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您好像很了解这些。”
杨雯雯沉默了一会儿。我们走过一个路口，红灯亮起，停在斑马线前。
“我母亲也是一个人把我带大的。”她说，声音被汽车的喧嚣声淹没了一些，“所以我知道那有多难。”
绿灯亮了。我们随着人流走过马路。她的手无意中碰到我的手臂，温热的触感一瞬即逝。
“老师为什么来我们学校？”我问了个一直想问的问题，“听说您原来在重点中学。”
杨雯雯的脚步顿了顿。她的侧脸在秋阳下显得有些透明，能看见细细的绒毛。
“有时候人需要换个环境。”她说得很简单，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。
走到下一个路口，她停下：“我往这边。你回家路上小心。”
“老师再见。”
“嗯。”她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，“赵晨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下周开始，每天放学后来办公室二十分钟，我给你补习政治。”她说，“我看过你的试卷，基础不错，但大题思路太散。高考这样会吃亏。”
我愣住：“每天？”
“不愿意？”
“不，愿意。”我赶紧说，“谢谢老师。”
她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米白色毛衣的背影在人群中渐行渐远，最后消失在拐角。
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手机震动把我拉回现实。是母亲的短信：“回来吃饭吗？”
“回。”我打字。
周一开始，我每天放学后去杨雯雯办公室补习。
最初只是纯粹的师生教学。
她给我讲解题技巧，分析历年高考真题，指出我思维上的误区。
她的教学方法很特别，不死记硬背，而是引导我理解政治概念背后的逻辑。
“哲学不是背出来的，是思考出来的。”她说，“就像你上次回答的那个问题——‘你眼中的别人其实是你自己’，这个思路很好，但要能说清楚为什么。”
我们面对面坐在办公桌两侧。
傍晚的阳光斜射进来，把空气中漂浮的尘埃照成金色。
她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晰，偶尔会用手势强调重点。
我发现她讲课时的表情特别生动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周三补习结束时，她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：“这是我整理的哲学部分框架。你拿回去看，有不懂的下次问。”
我翻开，里面是工整的手写笔记，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重点，还有大量的思维导图。这得花多少时间？
“老师，这……”
“以前带毕业班时整理的，复印件。”她说，“好好用。”
“谢谢老师。”
她低头整理桌上的试卷，一缕头发滑落下来，挂在颊边。我几乎要伸手帮她捋到耳后，但手抬到一半就僵住了——我在做什么？
杨雯雯抬头，看见我悬在半空的手，眼神有一瞬间的疑惑。
“有蚊子。”我尴尬地收手，胡乱拍了一下空气。
她似乎笑了，很浅：“秋天了，哪还有蚊子。”
我耳根发烫，匆匆收拾书包：“老师那我先走了。”
“等等。”她叫住我，从抽屉里拿出个小盒子，“这个给你。”
是薄荷糖。
“看你最近老犯困，提提神。”她说得很自然，“但别依赖，晚上要保证睡眠。”
我接过盒子，塑料壳上还残留着她的体温。
走出办公楼时，天边晚霞正艳，层层叠叠的橘红和绛紫晕染开来。我剥了颗糖放进嘴里，清凉的薄荷味在舌尖化开，直冲鼻腔。
路轩在车棚等我：“赵哥，又去办公室了？这都第几天了？”
“补习。”我推车。
“补习？”他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“兄弟，你政治成绩本来就不差，用得着天天补？”
“老师说我大题思路不好。”
路轩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：“赵哥，我说真的，你小心点。灭绝师太的事你忘了？就算杨老师是正经人，人言可畏。”
我没说话，蹬上自行车。路轩追上来，和我并排骑。
“我知道你家里的事让你难受。”他的声音难得正经，“但别因为这样就把感情寄托在不该寄托的人身上。”
“我没……”
“你当我瞎啊？”路轩说，“你看杨老师的眼神，跟看别人不一样。”
我们在红灯前停下。傍晚的车流如织，尾灯连成一条红色的河流。
“路轩。”我看着前方，“如果你明知道一件事没结果，但还是控制不住，怎么办？”
路轩沉默了很久，直到绿灯亮起。
“那就别想结果。”他说，“但要想清楚代价。”
代价。这个词沉甸甸地压在心里。
周五补习时，杨雯雯感冒了。
她的声音有些哑，鼻尖微红，桌上放着杯热气腾腾的冲剂。但还在坚持给我讲题。
“老师，您休息吧，我改天再来。”我说。
“没事。”她喝了口冲剂，“下周期中考，得抓紧。”
讲到一半，她咳嗽起来，咳得很厉害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我下意识起身，轻拍她的背。
手掌隔着薄薄的毛衣感受到她脊骨的轮廓。她身体一僵，咳嗽停了。
“对不起。”我迅速缩回手。
杨雯雯低着头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过了几秒，她轻声说：“谢谢。”
气氛变得微妙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能听见她轻微的呼吸声。窗外的天色暗下来，远处教学楼亮起零星的灯光。
“今天就到这里吧。”她说，声音还是很哑，“你回去把今天讲的这部分习题做了。”
“好。”我站起来，“老师，您吃药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”
“多喝热水。”
她抬起眼，眼神有些疲惫，但很温和：“知道了，赵老师。”
这个玩笑让气氛轻松了些。我笑了笑，背起书包：“那我走了，老师您也早点回去。”
“等等。”她叫住我，从包里掏出把伞，“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雨。”
“您呢？”
“我开车。”她把伞塞给我，“快走吧。”
果然，刚出校门雨就下起来了。
不大，细细密密的秋雨，在路灯下像无数银线。
我撑开伞——是柄深蓝色的折叠伞，很素净，能闻到淡淡的洗衣液香味，和她身上的味道一样。
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包饺子。看见我手里的伞，她问：“谁的伞？不像你的。”
“老师的，下雨借我的。”
“哪个老师？这么细心。”
“政治老师。”我说得尽量平淡。
母亲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。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我背上停留了一会儿。
晚上写完作业，我躺在床上看杨雯雯给的笔记本。
除了知识点，页边空白处还有一些细小的批注，是她随手写的思考。
在一页关于“矛盾”的章节旁，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对立与统一的界限在哪里？”
我想起她问过我的那个问题：“如果一件事，社会认为它没有价值，但个人认为它有，该怎么判断？”
她是在思考自己的困境吗？关于年龄，关于身份，关于那些不被认可却真实存在的情感？
雨还在下，敲打着窗户。
我打开手机，点开通讯录里杨雯雯的号码——是上次补习时她留给我的，说有问题可以发短信问。
光标在输入框里闪烁，我却不知道要写什么。
最后打了又删，只发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发送成功。我盯着屏幕，心脏跳得很快。她会回吗？会觉得我打扰吗？
五分钟，十分钟。就在我准备放下手机时，屏幕亮了。
“不客气。伞周一还我就行。”
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想再回点什么，又怕显得刻意。最终只是把手机放在枕边，关了灯。
黑暗中，雨声更清晰了。
我想象她现在在做什么——也许在备课，也许在看书，也许只是坐在窗前听雨。
三十岁，独居，有不愿提及的往事，会在笔记本里写“悬崖边”。
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的人。不同的是，她是主动走过去的，而我是被推过去的。
周一下午，我去还伞。
办公室门关着，我敲了敲，没人应。正犹豫要不要明天再来，隔壁班的英语老师走出来：“找杨老师？她请假了，发烧。”
我心里一紧：“严重吗？”
“不知道，早上打电话来说的。”英语老师打量我一眼，“你是她课代表？有事我转告？”
“不用了，谢谢老师。”
回教室的路上，我有些心神不宁。路轩凑过来：“赵哥，听说杨老师病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……听说的。”
路轩没再问，但眼神里的意味很明显。下午的课我几乎没听进去，脑海里全是她咳嗽的样子，还有那杯冒着热气的冲剂。
放学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去了教师宿舍楼。我知道她住哪一栋——上次交作业时，听见她和另一个老师的对话。
站在楼下，我抬头看着三楼那扇窗。窗帘拉着，看不见里面。雨已经停了，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。
去便利店买了退烧药和水果，结账时老板娘随口问：“同学生病了？”
“嗯。”我含糊应道。
走到楼下又犹豫了。学生来看老师，会不会太奇怪？尤其她还是女老师。
正纠结时，楼门开了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来——是杨雯雯。她穿着居家服，外面套了件开衫，脸色苍白，手里拎着个垃圾袋。
看见我，她愣住了。
“老师……”我手足无措地站着。
“赵晨？”她皱眉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“听说您病了，我……”我把手里的袋子递过去，“买了点药和水果。”
杨雯雯没接。她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。时间仿佛凝固了，楼道里的感应灯熄了，我们又陷入昏暗。
“上来吧。”她最终说，声音很轻，“站这儿说话不方便。”
我跟着她上楼。三楼，302。她打开门，侧身让我进去。
房间不大，但很整洁。客厅连着开放式厨房，书架上塞满了书，沙发上摊着条毯子。空气里有淡淡的药味和她的气息。
“坐。”她指了指沙发，自己把垃圾袋放在门口，“烧已经退了，就是还有点咳嗽。”
我拘谨地坐下，把袋子放在茶几上：“老师，您吃药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”她倒了杯水，在我斜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，“你父母知道你过来吗？”
“我妈知道我来给老师送东西。”
“送东西可以，但不该一个人来女老师家。”她说得很平静，但话里的意思很清楚。
我低下头：“对不起。”
“这次算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下不为例。”
我们之间隔着一张茶几，距离不过两米，却像隔着一道无形的墙。墙那边是老师，墙这边是学生。墙不能倒，这是规矩。
“老师，那本笔记我看完了。”我想打破沉默，“有几个地方不太懂。”
“哪里？”
我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，翻到标记的那几页。她接过，戴上眼镜——是那副金丝边的，在家里戴的款式，让她看起来比平时柔和。
我们讨论起哲学问题。她讲得很投入，偶尔用手比划，咳嗽时会停下来喝口水。我渐渐忘了紧张，专注于那些抽象的概念和逻辑。
讲到“量变与质变”时，她举例：“就像水加热，一度一度上升，看起来还是水。但到了一百度，就变成蒸汽。有时候变化是渐进的，但临界点到来时，一切都不同了。”
“感情也是这样吗？”我问。
她手指一顿，抬头看我。眼镜后的眼睛很清澈，能看见我自己小小的倒影。
“……可以这么说。”她合上笔记本，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”
我意识到自己又越界了。站起来时有些匆忙，膝盖撞到茶几角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“没事吧？”她也站起来。
“没事。”我揉着膝盖。
她走过来，蹲下身看了看：“都青了。我家有药油。”
“不用了老师……”
“坐下。”她的语气不容反驳。
我坐回沙发，看她从电视柜下拿出个小药箱，取出瓶药油。她倒了些在掌心，搓热，然后轻轻按在我膝盖上。
温热的手掌贴着皮肤，药油辛辣的气味弥漫开来。
她的手指很有力，揉搓的力度适中。
我低头看着她头顶的发旋，看着她专注的侧脸，看着灯光在她睫毛下投出的阴影。
这一刻，墙好像薄了些。
“好了。”她站起身，“明天应该就消了。回去用热毛巾敷一下。”
“谢谢老师。”
送我到门口时，她说：“赵晨，你很聪明，也很有想法。但有些界限，我们不能跨过去。你明白吗？”
我明白。我怎么会不明白。
“我知道，老师。”
“知道就好。”她打开门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走出楼道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。路灯亮起来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回头，三楼的窗户透出温暖的黄光，窗帘后有个模糊的身影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。
风很凉，但膝盖处她手掌的温热，好像还在。
第二天，杨雯雯来上课了。
她看起来还有些疲惫，但精神好了很多。讲课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，她会微微点头，然后移开。
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正轨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下午补习时，她给了我一沓新的资料：“这些是经济部分的重点。你经济学得相对弱些，要多花时间。”
“好。”
“另外，”她顿了顿，“下个月学校有个政治小论文比赛，我推荐了你参加。”
我愣住：“我？”
“怎么，没信心？”
“不是……为什么推荐我？”
杨雯雯整理着桌上的试卷，没有看我：“因为我觉得你能写好。主题是‘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建构’，你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，谈谈对价值冲突的理解。”
她记得。记得我们讨论过的关于价值的问题。
“我会努力的，老师。”
她抬起眼，嘴角有很浅的笑意：“嗯，我相信你。”
那天下雨，我又用了她的伞。深蓝色的伞面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。路轩看着伞，欲言又止。
“赵哥。”
“嗯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他最终说，“就是觉得……你最近好像开心点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开心吗？好像是的。虽然心里压着很多事，但每天那二十分钟的补习时间，成了我最期待的时刻。
周末，我开始构思小论文。坐在书桌前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秋雨。我想起杨雯雯说的：有些价值，获取的代价太大。
但有些东西，明知道代价巨大，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。
就像飞蛾扑火，不是不知道会烧伤，只是无法抗拒那光芒。
母亲端了杯热牛奶进来，看见我摊开的稿纸：“在写什么？”
“政治小论文。”
她站在我身后看了会儿：“这个老师对你很上心。”
“嗯。”
“要懂得感恩。”母亲轻声说，“但也别忘了分寸。”
我握笔的手紧了紧：“我知道，妈。”
她摸摸我的头，没再说什么。门轻轻关上后，我继续写。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一个个字连成句子，句子连成段落。
写到“个人价值与社会认同”时，我停下来。窗外，雨打梧桐，一声声，像时间的脚步。
我想起那个站在槐树下等待的父亲，想起母亲深夜独自看电视的背影，想起杨雯雯说“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往事”。
我们都是带着伤口前行的人。不同的是，有人选择把伤口藏起来，有人选择让它暴露在阳光下。
而我，还在寻找藏与露之间的平衡点。
论文写了三页，最后一个句号落下时，雨也停了。推开窗，雨后清新的空气涌进来，带着泥土和落叶的味道。
手机震动。是杨雯雯发来的短信：“论文构思得怎么样？有问题可以问我。”
我看着那条短信，看了很久，直到屏幕暗下去。
又亮起来，是我自己的回复：“正在写。老师，您觉得真正的勇敢是什么？”
发送。
这一次，我盯着手机，心里很平静。我知道她会回，也知道答案可能不是我想听的。但没关系，我只是想知道她的想法。
几分钟后，屏幕亮了。
“真正的勇敢，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做对的事。”
对的事。什么是对的事？
我没有再问。有些问题，需要自己寻找答案。
窗外，夜空如洗，几颗星子隐约可见。秋天深了，冬天也不远了。而我和她之间，那堵无形的墙依然在那里。
但墙上有窗。透过窗，我能看见光。
这就够了。
至少现在，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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